身心疲惫，不恋官场？

 

张謇谋求状元功名的历程，可谓漫长且艰辛，这使得他一身疲惫，再也无心留恋官场。

 

如此陈述，可能不虚。1894年，正值慈禧太后六十大寿，北京举行恩科会试。对于众多怀有科举梦想的年轻人而言，这显然是难得的机遇。不过此时的张謇，之前屡次会试不中，已经心灰意冷，无心再战。他在1892的日记中写道：

 

“计余乡试六度，会试四度，凡九十日；县州考、岁科试、优行、考到、录科等试，十余度，几三十日；综凡四月，不可谓不久，年又四十矣，父母必怜之，其不可已乎？乃尽摒试具。”

 

所谓人到中年，身心疲惫，张謇对于科举考试的厌倦，跃然纸上。不过父母对他的期望依然很高。张謇的父亲劝慰儿子：“儿试诚苦，但几年未老，我老而不耄，可更试一回。”张家的决心比想象的要大很多，由此，张謇虽然内心极不情愿，但“余不敢违，然意固怯，迟迟乃行。”这种几乎完全不抱希望的科举之考，没想到却十分顺利。张謇第一次会试，中了第六十名贡士，一月后的复试又得到第十名，获得了殿试的机会。在殿试中，张謇在以朱子之学对答“河渠、经籍、选举、盐铁”四题，三日后乾清宫听宣，他被以一甲第一名引见，高中状元。

 

金榜题名，张謇家族可谓欣喜若狂。但张謇的兴奋，并不火热，他形容自己“栖门海鸟，本无钟鼓之心。伏枥辕驹，久倦风尘之想。”这样的陈词，可能有一些书生的清高，但日后的经历显示，张謇这个时候是真正开始对仕途产生了一些厌倦。

 

需要说明是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张謇的确是一个例外，极少数的例外，至少他和盛宣怀构成了强烈的反差。同样接受传统儒式教育，同样幼年都无涉洋经历，张謇高中状元却无意当官，选择回到家乡投身实业；盛宣怀则是屡试不中，不得已通过洋务经营来谋仕途上的升迁。盛宣怀最后一次乡试是1876年，这比张謇中举的时间早了近20年，在这20年中，一则商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，二则洋务在晚清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，三则随着地方督抚权力的坐大，幕僚成为仕途的捷径。张謇、盛宣怀二人最初都以幕僚身份从政。这样的人生际遇，其实隐含着一个正在向市场社会转型的国家，给更多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生可能性。国际贸易背景下，输入性的市场经济，催生出了企业家这个阶层。当新的社会分工出现，一种新的职业的诞生，必然导致单一的通过科举制度谋求上升的人生方式开始衰退。